光照镇新益小学的孩子为“传梦”团队唱响的歌是那首《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微雨中，每个孩子都睁着一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卖力地跳着自己民族的拿手舞蹈——我知道，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住资教工程的老师。
体验官 | 陈娟
传播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编辑 | 秦旭东
体验项目 | 传梦公益基金资教工程
体验时间 | 2018年12月11日-14日
当成都七中网校的那块“屏幕”在朋友圈大肆刷屏的时候，我们一行由各种人等组成的“传梦”公益体验团队，正颠簸在贵州的山路上，从晴隆县城去光照镇新益小学。
阴冷而潮湿的空气从面包车的窗缝中灌入，轮胎打滑带来的漂移感极其强烈，时而出现在大小屏幕上的几张脸也没有了平时的嘻哈。山路在冬雨中的感觉让人担忧，虽然“传梦”的执行秘书长黄晨乐一再强调，去兰蛇坡教学点的山路比这个要艰难四倍，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已经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了。
出生在长三角平原的我，大约花了五分钟时间去琢磨这个四倍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三倍也不是五倍？随后，车身的一个剧烈抖动让我继续提着心脏赶路，不留神听到了身后某个前魔方世界冠军哑着嗓子问，“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乡村娃娃们：“什么是校园霸凌？”
与丁磊认知中的那块“屏幕”可以“实现”教育平权相比，我们的资教工程的确更像是在“传梦”。对于传梦基金会而言，资教工程所带来的，除了让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开朗、走步更自信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自我激励的指标。
在云南腾冲的某个乡小学六年级听了半节英语课后，被我以旅游的名义从广州忽悠来体验山区孩子教育的一年级小朋友，带着一脸嫌弃离开了课室：“他们的发音一点都不准！我们外教也不是这样上课的！”
然而，当新华乡龙洒完全小学美术兴趣班的孩子踩着摇滚的节奏，穿着用报纸、床单、窗帘（纱）、桌布甚至塑料袋制作的时装，扛着拖把在教室外面的过道拉开了一场盛大的时装秀时，我知道，所有的这些缺陷，孩子们都不会在乎。Chinglish的发音、没有考过级的演奏、涂鸦的本子、不标准的足球场地……对孩子们来说，都是童年的七彩梦想。
由于财政紧张，腾冲县新华乡虽然有149名公办教师名额，但实际只有129名教师在编。在资教工程进入前，除了中心小学，新华乡其他的小学只有语文和数学课，基本模式就是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俗称“全科老师”，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即便有音乐、体育、美术、英语等专业老师进到各个学校，也会在短缺教师的情形下改上语文和数学课。对于幼龄和低龄的孩子来说，这种上课模式极其枯燥，不仅很难培育他们对学习的热情，也难以建立起孩子们对学习和未来生活的积极态度，毋论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
影响这些孩子未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陪伴”。当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从“素质教育”转向“陪伴教育”的时候，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却因为城市生活、教育成本及学位问题，不得不面对父母不在身边的现实。
而即便是父母不外出打工的孩子，也有相当一部分因路途遥远而不得不早早住校。蒲川乡户弄完小142名学生，130人住校；新华乡龙洒完小141名学生，79人住校（据龙洒的董校长介绍，待新宿舍完工后，住校学生会更多）。
父母陪伴的匮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校园霸凌，2016年，北京歌路营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等机构发布《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在心理、人际关系、学业发展等方面的表现令人忧虑，36.3%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在学校里每月至少被欺负2～3次。
然而，这些乡村的孩子们，恐怕连“霸凌”这个词都没有听过。
被闲置的电子琴：“没有老师会用"
被抽空的中国乡村，与“教育平权”的距离不是一丁点儿。从腾冲到晴隆，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比附近的民居漂亮、干净，提供的食宿虽然普通但也足以保证孩子们的营养、卫生。然而，诸多县教育局统一配送的教具如架子鼓、电子琴、笔记本电脑等，却大多在学校仓库里安安静静地躺着，有人参观或到访的时候会拿出来摆放一下。
“要么是没有老师会用，要么是没有精力来用。”探访“寻梦”工程的沿途，我们去了一家普通的乡村学校浦川乡曼朵完全小学，校长杨成刚表示了自己的无奈，并在我们离开后发来微信，殷切询问如何才能成为“传梦”的项目学校。
对于只有8个老师（包括了一名校长一名教导主任）又要完成六个年级教学任务的曼朵学校来说，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教育平权”，而是想着如何把每天的课填完——老师生病或实在想休息的时候，就是孩子们上自习。
在贵州晴隆县的碧痕下者汆教学点，我们看到从深圳发来的大批儿童书籍，崭新地躺在漂亮的书架上，墙角还有大量包裹尚未拆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教工程”带给孩子的意义远非早期支教工程所传递的“知识”学习，也不是传统公益项目给予的直接物质支持。项目教师在各小学展开的英语、美术、体育、音乐及女童保护课程、周末的留守儿童陪伴活动，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是关于一个完整的“人”的成长叙事。这些课程的展开，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可以在老师面前哭泣、诉说、争论、沟通……
所以，光照镇新益小学的孩子为“传梦”团队唱响的歌是那首《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微雨中，每个孩子都睁着一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卖力地跳着自己民族的拿手舞蹈——我知道，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留住资教工程的老师。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至少为孩子们保留一扇窗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对教育的需求。光照镇规模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阿云15岁，前年，她的父亲酗酒生病去世，家里剩下了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一个每天清晨六点多出门晚上八点多回家做零工养活一家人的妈妈，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三岁的弟弟。作为这个家庭里最年长的姐姐，背负着与自己年龄完全不相关的沉重，她开始明白自己的命运已被死死地钉在了贫困而多子的家庭之中。
在“传梦”公益体验团队去到她家时，阿云怯生生地把创始人孔维拉到了一边，抱着阿姨哀哀地哭泣。
孔维当然无法改写阿云的命运，再爱这些孩子，她也无法置换他们的家庭、出生、成长；阿云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处境，但她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让她哭泣的肩膀，和一种对善良的认知。
如今，孔维和她的“传梦”能做的，就是给这些孩子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如果教育改变命运的大门被关上，至少还能为他们保留一扇窗户，记得天空的色彩，记得他们也有过和城里的孩子一样的童真。
探访“传梦”项目学校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更多地预设的是，这个公益项目能给孩子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包括人生观的改变、成绩的进步、升学率的上升等这些质的飞跃。
这些变化，当然并已经出现在了这些项目工程学校的孩子们身上，如资教工程正式进入兰蛇坡小学后，孩子们的总平均分从9.5分增长到了47.09分，考试及格率从0增长到了53%，语文最高分从30分变成了83分……
但我也知道，这些改变，远未强大到足以重写这批孩子的人生轨迹。一个残忍的现实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就要进入社会，成为没有什么特别技能的初级劳动者，少数人可以进入一所普通高中，零星的人才能考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对这些孩子们来说，一间普通的985或211高校，都不啻是一生都难以翻越的高峰。
那么，“传梦”能带来什么？
晴隆大田乡兰蛇坡教学点始建于1963年，距县城51公里，属苗族村寨，地处偏僻高寒地带，海拔高度1760千米。全村总人口1000多人，适龄儿童学生人数200多人，却仅有公办教师1人、特岗教师1人，教学点远远无法满足孩子们的基本教学需求。
“传梦”的3名项目教师入驻后，教学点的招生规模扩大到了87人，共开设三个年级四个班。在那里，我们看到了8岁的留守儿童李小丽的画作《回家》。在指印画课堂上，小丽快速学会了利用手指头按压出各种不同的图形，并在图形上用简单的线条添加成画。她常常提起她的父母，在她心里，爸爸妈妈“回家”成了她最幸福的事。
碧痕镇下者氽教学点创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学校服务覆盖晴隆县碧痕镇下者氽村四个村民组1000余人，由做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才转为公办的杨文甫老师一人创办。教学点现有公办教师1人，资教教师3人，开设二级三班（含学前班），39名学生由苗族、彝族、黎族等构成。
我们去的那个下午，学前教育的资教教师杨剑正在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手被烫伤后怎么处理”。
被善待过，方知这世界的美好。
飞过，我就会记住自由的姿势。
这是我体验“传梦”这两堂课后想到的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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