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下午，中子星金融四周年年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知名专家学者、一线投资人，以及300余位企业CEO齐聚一堂，共话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发展之路。
原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城市中心主任、现任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莅临会场并做主题演讲。
首先感谢中子星金融张鹏总裁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并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表达看法。还要祝贺中子星成功组织并举办这场会议，希望中子星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便利有效的金融服务方面，做出更加闪耀的贡献。下面我就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大家都知道，2018年对不少国家来说可能都是个充满挑战的年份，美国挑起了全球范围的贸易对抗，其影响不仅波及相关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影响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重构，这是具有治理体系含义的变化，只是个开端;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中国从年初去杠杆到年终稳杠杆，美联储货币政策开始加息收紧，引起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顾虑，股票市场十分敏感地以大跌收场。这一年虽然基本平稳地过去了，但留给未来的话题和需要处理的难题都不少。
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有可能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更严重一点或许是周期性衰退。中国经济减速的趋势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变得明显，虽然政府文件依然用“稳中向好”、“稳中有变”来谨慎描述，但市场分析师们早就从政府政策的实际动作看出了端倪，实质性采取措施进行逆周期扩张性调节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2019年经济究竟会如何走，已经有很多学者和机构进行了预判。我个人的兴趣在于未来几年的走势和出路，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专业投资者我们需要判断趋势和政策方向，也因为这一年政府要开始进行新的五年规划前期研究和谋划了，政府部门和智库都会投入人力物力来进行新的五年规划的预判和研究，并提出各自的战略、政策和建议。今天我想从中期的角度，也就是未来5-10年的角度，来看看我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态势，有哪些更好的出路。
一、 对我国未来增长趋势的判断
我想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进行一些因素分析，来判断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区间。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十分简单，GDP=M×F(K，L)，其中M为技术进步，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度、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7%，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了13%，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迅速上升。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储蓄率会逐渐趋于下降。实际上我国总储蓄率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虽然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下降(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资本产出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0.62%下降到了2008年后的年均3.94%)，使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在逐渐下降，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不到6%的个位数增长。从劳动力看，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平均每年净减少百万以上。作为结果，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不少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不得不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白重恩的研究表明，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6.24%下降为2008年后的年均3.18%)。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Sᵢ(其中Sᵢ表示不同产业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其中Sᵢ=i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并未完全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增速会保持相对稳定的低速甚至有所下降，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的新兴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推进。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接近20%的增速。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GDP=C+I+(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 X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了支撑GDP的所谓“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像北京这类传统的超大型消费城市，增速甚至降到了3%多一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的30%左右，快速下降至如今不到6%的增速。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的高潮和动力;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很难有大的作为。在国内经济减速，内需减弱情况下，还可能出现净出口的衰退型扩大。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我国就业增速开始转弱，一些地区失业人数增加，会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悲观，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总体的结论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进入了弱化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如果我们假定财政货币约束条件不进行明显调整，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5%～6%的区间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我国经济在未来10年可能只能达到6%左右甚至6%以下的年均增速。也就是说，5.5%-6%之间的增长速度，可能是我国未来5-1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合理速度区间。
客观认识这一变化对决策层具有政治和专业意义，当政府在面对这样的实际增速时，就无需承受政治压力，也无需在专业上采取不必要的宏观刺激政策来人为拉高经济的增长。
二、 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根本出路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5%-6%的区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方面就毫无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还有较大空间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合理组合，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延缓因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导致的降速。
(一)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
1.努力稳定全社会劳动力供给。一是制度上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一般做法，可以有效增加劳动力队伍。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在男50、女40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可以延长劳动年限5-10年，有效增加城市经济的劳动力供给;三是让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能力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但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可以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四是在已有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也可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尽快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2.全面提高劳动力职业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职业工人和职业农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大学教育也应该针对产业发展的不同需要，提高有针对性的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要在全社会文化氛围中提倡专业精神，消除官本位文化和与官本位挂钩的福利制度安排，真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加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技术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我国产业体系虽然门类齐全，但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不具备与进口产品和海外服务竞争的能力，还有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生产，高度依赖进口。这导致高端国内需求持续外溢，不能形成对国内增长的支撑。在国际自由贸易互通有无环境下形成合理的全球性产业分工体系，这原本也不是什么问题。但不幸的现实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差异为由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趋势最近还在进一步加强，甚至正在形成对中国高技术公司的打压。所以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依赖。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当然，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市场主体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留下话柄。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推进国内服务业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和对先进模式的学习，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
4.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更加显著，都超过了70%。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后，民营经济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投入创新、投资未来，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并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百年老店。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正在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解依然是要革资本家的命或财产剥夺，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过去我党创造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思考探索。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难以稳固的。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四是依法行使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二) 努力维护需求稳定的举措
1.稳定全社会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消费需求的根本措施是稳就业，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负担，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和强化社保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为了使降税降费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政府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2.以人为核心深度推进城市化。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但具有扩大需求的积极效应。让2.7亿进城农民工和8000多万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考虑到创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更多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纠正一些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功能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扩大转移就业人口落户规模的正向激励机制。在城市房地产调控发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3.必要的财政刺激准备。2019年如果因外部需求发生剧烈萎缩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冲击，有必要考虑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导致的过度波动。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需要顾及我国经济的债务杠杆率偏高的现实和压力，让财政刺激政策扮演更积极的主导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配合，使得债务工具的发行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避免幅度过大的货币放水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的明显攀升。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优化金融监管举措，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要强化有利于降低债务杠杆率的股权融资服务，为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市场化募资和投资运营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时，需要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将更多支出用于与城市化相关的城市住房保障、城市地铁、城市间快轨、环保和公共服务设施，减少在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入和浪费，减少锦上添花类基础设施项目。深入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为核心的城市化，对于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目标的完成，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结构性效应，值得为之进行持续有效投入。
4.努力维护公平友好的贸易环境。通过提高产品品质和竞争力更好服务国内市场、更多扩大出口市场，是国际化企业的经营方向。政府主要是要努力为企业营造公平友好的贸易环境。这一方面要根据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和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产品关税、扩大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格局，避免对我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指控或不对等开放的指控。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虽然呈现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但稳增长的根本举措不在于持续需求刺激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要我们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效配合，努力维护更加友好的国际政治和自由贸易环境，我国依然具有较大空间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改善资源市场化配置格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实际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的变动节奏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能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并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