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中国人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100年后，如果后人以抽象、简化后的数据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为之冠上“卓有成效”四字，想必不会有很多人质疑：
经济总量：
中国经济总量40年增加80倍，全球占比从1.8%上升至15%。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从2.3%增加到34%，增长贡献相当于美国(16.1%)和欧盟28国(16.6%)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拉动火车头。
人均GDP：
从381元人民币(折合为155美元)增加值5.39万元人民币(折合为8800美元)，成为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恩格尔系数：
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60%下降至29.33%，中国家庭的每月收入中，只有30%用于食品，而其余更多部分，则用于提高生活品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欲望。
世界500强：
40年前，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120家(中国大陆有109家)企业上榜，与美国的126家在伯仲之间。
汽车年产销量：
从10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从几乎没有私人汽车，到汽车成为中产家庭的标配。
企业家和工商阶层：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从0增加至2700万家，此外还有6500万个体工商户。中国的企业家和工商阶层数量，加起来超过整个德国的总人口。
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5亿~3亿，几乎相当于日本加德国的人口总和，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群体。
这40年中，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让人恍若隔世。其间有诸多若毫入微的事与物，在当时理所当然，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
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投机倒把”这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最严重的，在温州地区，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在茅盾小说《子夜》里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
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
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当然，也包括了品牌。
苏泊尔的创始人苏增福，早年参军，退伍后任农机厂供销员。他顶着被镇领导免职的风险，引进了一条压力锅生产线。
有了生产线，没有品牌，只能作为沈阳双喜压力锅厂的代工厂。直至民营企业被赋予与国有企业平等地位后，他在1994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苏泊尔。
2007年，苏泊尔将大部分股权出让给法国的塞博集团，回报是国际化的技术、管理和70亿资金，这笔钱被用于苏泊尔的转型升级，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家拥有5个研发制造基地、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的炊具研发制造商。
苏泊尔本釜内胆全自动喷涂车间
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的出现与民营经济的萌芽，本身即是一场意外，或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
但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
在改革开放至今为止的40年中，中国企业在绝大部分时间中成长于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充满意外的特性。
2003年，上海人才招聘会火爆
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少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创新。
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第二，是容忍非均衡。
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第三，是巨国效应。
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可能形成的势能规模，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第四，是技术破壁。
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
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使得竞争格局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过去数年中，我仍然在密切地观察着中国的商业世界，跑了几十个城市，调研了大概上百家中国企业，除了这些令人感受到蓬勃生机的创业者，还有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擘的大型企业，其中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头羊。
在与这些企业的掌舵者们的交谈，我发现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共同观点：
其一，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找不到对标物。
第二，同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他们已经看不到敌人了。
也正因此，他们所经历的转型，漫长而痛苦。
这是一个深刻的预示，它告诉我们，在这40年中，我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追赶者转变成自我实现者。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不再是他人解答过的问题，而是公平地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对这个时代，提交自己的答案，恰如尼采说的“我们终究需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本文转自吴晓波频道，内容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