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接受中国网《帧像》栏目独家专访。中国网实习记者 张敏 摄
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一栋栋小洋房整洁亮丽,柏油马路干净宽阔,各种蔬菜的种植基地面积有上百亩,合作社还成立了多家公司,村中处处彰显着新农村的新气象。而在四年前,塘约村还是一个国家二类贫困村,2014年的一场洪水,使塘约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穷则思变。塘约要把资源统筹起来,走村社一体、合股联营、抱团取暖的发展模式摆脱贫困。”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灾后带领村民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短短两年时间里,塘约村就成了“小康示范村”。
左文学今年第一次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塘约经验”,他提出了关于“农村产业扶贫”相关建议。
2017年10月11日,一位苗族妇女在田间抱着板蓝根准备装车。贵州中草药种类繁多,随着贵州省脱贫攻坚战役的打响,中草药产业日渐成为贵州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
2016年08月23日,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是河北省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重点县。位于三坡镇马各庄村的山茶加工厂,正是利用当地的固有资源黄芩制作成茶叶以及茶叶的衍生品茶叶枕头,深受消费者喜爱。
2018年3月4日,江西上饶鄱阳县金盘岭镇党员干部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来到该镇广洲村扶贫种养合作社,了解合作社山羊的生长和销售情况。
国家二类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转变
2014年6月3日,塘约村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田地被冲毁,房屋倒塌,存储的粮食全部被水浸坏。洪水给塘约村带来的损失,让左文学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农业农村抵御自然风险力量的薄弱。
2014年以来,左文学带领村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塘约村进行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对全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等实施“七权同确”的改革措施,即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全面进行确权,被侵占集体耕地归还集体,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进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
经过一系列改革,塘约村实现了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目标。每亩地的产值从以前的最多160元,上升到1万元以上。
“2014年到2017年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4000元增长到11000元。村集体经济从依靠政府办公经费3万多元,变为312万元。合作社下还成立了运输、建筑、运营等多家公司。”左文学说。
塘约村走到今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生在了好时代,我们的幸福是靠好政策得来的。”左文学说。
2018年3月10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牛大场村扶贫产业园区内的育苗点,工作人员在查看育苗情况。
特色产业实现扶贫目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回首过去五年中,中国贫困人口已从9899万减少至3046万,年均减少137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纯收入增幅比全国农村农民收入增幅高2.5个百分点。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出,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建立健全产业到户到人的精准扶持机制,每个贫困县建成一批脱贫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每个贫困乡、村形成特色拳头产品,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宁夏固原彭阳县陈沟村,借着生态建设的机遇大力发展苗木产业,发展多元化经济林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贵州省毕节市,因地制宜打造了中国西南部最大蔬菜瓜果生产基地和肉牛养殖基地等一系列特色产业,已有30.67万人实现初步脱贫……
“近年来,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大力扶持发展特色种养业创新模式,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
赵皖平今年提出了“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筑牢精准扶贫基础”的建议,并提出具体细化措施:“提升扶贫工作的造血能力,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选择特色产业项目,走科技提升,创新发展的路子,把产业扶贫政策的功能有效释放出来。”
扶贫先扶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为实现脱贫,“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今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精准脱贫力度,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异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当大量‘资源输入’导致贫困对象‘等、靠、要’情绪变浓时,扶贫政策就会走向其反面,弱化了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赵皖平说。
在调研中,赵皖平发现,目前的扶贫工作也突显出一些问题:“有一部分群众和干部比较急躁,觉得越早脱贫越好,一味地给钱给物。”
赵皖平建议,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不能满足于“给予式扶贫”——给钱、给物、送项目,更关键的是采取“激励式扶贫”,让扶贫对象从“依赖中走出来”。
“通过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2020年我们肯定会见到中国的深度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彻底的解决。”赵皖平说。